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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签：“斯人也而有斯疾也！”这种青年做不得女婿。便陆续借口时局不靖，婚事缓议，向方家把女儿的照相、庚帖要了回去。方老太太非常懊丧，念念不忘许家二小姐，鸿渐倒若无其事。战事已起，方老先生是大乡绅，忙着办地方公安事务。县里的居民记得“一。二八”那一次没受敌机轰炸，这次想也无事，还不甚惊恐。方鸿渐住家一个星期，感觉出国这四年光阴，对家乡好像荷叶上泻过的水，留不下一点痕迹。回来所碰见的还是四年前那些人，那些人还是做四年前所做的事，说四年前所说的话。甚至认识的人里一个也没死掉；只有自己的乳母，从前常说等自己婚　养了儿子来抱小孩子的，现在病得不能起床。这四年在家乡要算白过了，博不到归来游子的一滴眼泪、一声叹息。开战后第六天日本飞机第一次来投弹，炸坍了火车站，大家才认识战争真打上门来了，就有搬家到乡下避难的人。以后飞机接连光顾，大有绝世侍人一顾倾城、再顾倾国的风度。周经理拍电报，叫鸿渐快到上海，否则交通断绝，要困守在家里。方老先生也觉得在这种时局里，儿子该快出去找机会，所以让鸿渐走了。以后这四个月里的事，从上海撤退到南京陷落，历史该如洛高（Fr.vonLogau）所说，把刺刀磨尖当笔，蘸鲜血当墨水，写在敌人的皮肤上当纸。方鸿渐失神落魄，一天看十几种报纸，听十几次无线电报告，疲乏垂绝的希望披沙拣金似的要在消息罅缝里找个苏息处。他和鹏图猜想家已毁了，家里人不知下落。阴历年底才打听出他们踪迹，方老先生的上海亲友便设法花钱接他们出来，为他们租定租界里的房子。一家人风了面唏嘘对泣。方老先生和凤仪嚷着买鞋袜；他们坐小船来时，路上碰见两个溃兵，抢去方老先生的钱袋，临走还逼方氏父子反脚上羊毛袜和绒棉鞋脱下来，跟他们的臭布袜子、破帆布鞋交换。方氏全家走个空身，只有方老太太棉袄里缝着两三千块钱的钞票，没给那两个兵摸到。旅沪同乡的商人素仰方老先生之名，送钱的不少，所以门户又可重新撑持。方鸿渐看家里人多房子小，仍住在周家，隔一两天到父母外请安。每回家，总听他们讲逃难时可怕可笑的经历；他们叙述描写的艺术似乎一次进步一次，鸿渐的注意和同情却听一次减退一些。方老先生因为拒绝了本县汉jian的引诱，有家难归，而政府并没给他什么名义，觉得他爱国而国不爱他，大有青年守节的孀妇不见宠于翁姑的怨抑。鸿渐在点金银行里气闷得很上海又没有多大机会，想有便到内地去。

    阴历新年来了。上海的寓公们为国家担惊受恐够了，现在国家并没有亡，不必做未亡人，所以又照常热闹起来。一天，周太太跟鸿渐说，有人替他做媒，就是有一次鸿渐跟周经理出去应酬，同席一位姓张的女儿。据周太太说，张家把他八字要去了，请算命人排过，跟他们小姐的命“天作之合，大吉大利”。鸿渐笑说：“在上海这种开通地方，还请算命人来支配婚姻么？”周太太说，命是不可不信的，张先生请他去吃便晚饭，无妨认识那位小姐。鸿渐有点儿战前读书人的标劲，记得那张的在美国人洋会里做买办，不愿跟这种俗物往来，但转念一想，自己从出洋到现在，还不是用的市侩的钱？反正去一次无妨，结婚与否，全看自己中意不中意那女孩子，旁人勉强不来，答应去吃晚饭。这位张先生是浙江沿海人，名叫吉民，但他喜欢人唤他Jimmy.他在美国人花旗洋行里做了二十多年的事，从“写字”（小书记）升到买办，手里着实有钱。只生一个女儿，不惜工本地栽培，教会学校里所能传授熏陶的洋本领、洋习气，美容院理发铺所能帛造的洋时髦、洋姿态，无不应有尽有。这女儿刚十八岁，中学尚未毕业，可是张先生夫妇保有他们家乡的传统思想，以为女孩子到二十岁就老了，过二十没嫁掉，只能进古物陈列所供人凭吊了。张太太择婿很严，说亲的虽多，都没成功。有一个富商的儿子，也是留学生，张太太颇为赏识，婚姻大有希望，但一顿饭后这事再不提起。吃饭时大家谈到那几天因战事关系，租界封锁，蔬菜来源困难张太太便对那富商儿子说：“府上人多，每天伙食账不会小罢？”那人说自己不清楚，想来是多少钱一天。张太太说：“那么府上的厨子一定又老实，又能干！像我们人数不到府上一半，每天厨房开销也要那个数目呢！”那人听着得意，张太太等他饭毕走了，便说：“这种人家排场太小了！只吃那么多钱一天的菜！我女儿舒服惯的，过去吃不来苦！”婚事从此作罢。夫妇俩磋商几次，觉得宝贝女儿嫁到人家去，总不放心，不如招一个女婿到自己家里来。那天张先生跟鸿渐同席，回家说起，认为颇合资格：“家世头衔都不错，并且现在没真做到女婿已住在挂名丈人家里，将来招赘入门，易如反掌。更妙是方家经这番战事，摆不起乡绅人家臭架子，这女婿可以服服贴贴地养在张府上。结果张太太要鸿渐来家相他一下。

    方鸿渐因为张先生请他早到谈谈，下午银行办公室完毕就去。马路上经过一家外国皮货铺子看见獭绒西装外套，新年廉价，只卖四百元。鸿渐常想有这样一件外套，留学时不敢买。譬如在伦敦，男人穿皮外套而没有私人汽车，假使不像放印子钱的犹太人或打拳的黑人，人家就疑心是马戏班的演员，再不然就是开窑子的乌龟；只有在维也纳，穿皮外套是常事，并且有现成的皮里子卖给旅客衬在外套里。他回国后，看穿的人很多，现在更给那店里的陈列撩得心动。可是盘算一下，只好叹口气。银行里薪水一百块钱已算不薄，零用尽够，丈人家供吃供住，一个钱不必贴，怎好向周经理要钱买奢侈品？回国所余六十多镑，这次孝敬父亲四十镑添买些家具，剩下不过所合四百余元。东凑西挪，一股脑儿花在这件外套上面，不大合算。国难时期，万事节约，何况天气不久回暖，就省了罢。到了张家，张先生热闹地欢迎道：“Hello！Doctor方，好久不见！”张先生跟外国人来往惯了，说话有个特征——也许在洋行、青年会、扶轮社等圈子里，这并没有什么奇特——喜欢中国话里夹无谓的英文字。他并无中文难达的新意，需要借英文来讲；所以他说话里嵌的英文字，还比不得嘴里嵌的金牙，因为金牙不仅妆点，尚可使用，只好比牙缝里嵌的rou屑，表示饭菜吃得好，此外全无用处。他仿美国人读音，维妙维肖，也许鼻音学得太过火了，不像美国人，而像伤风塞鼻子的中国人。他说“verywell”二字，声音活像小洋狗在咕噜——“vurrywul”。可惜罗马人无此耳福，否则